4月9日上午消息,据网友爆料,近日刘强东与CEO姚劲波、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歌手林依轮齐聚湘潭某一餐厅,并合唱早先流行歌曲《步步高》。

从视频来看,四位“歌手”兴致很高。视频中显示部分,正唱到“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几句。不过貌似刘强东并未开口,只是摆臂摇头。

昨日,集团与湘潭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表示将共同在湘潭打造规模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商贸物流基地,发展功能完善、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电子商务产业体系。

刘强东表示,京东集团计划未来在湘潭投资一百亿元,推动湘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2月23日,步步高发布公告,向、京东分别转让6%和5%股份。

原标题:中美贸易战正酣 印度右翼却妄图背后“捅刀”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拟对中国1000亿美元商品额外加征关税,点燃贸易战硝烟。而在此关键时刻,印度右翼团体却妄图在中国背后“捅刀”,叫嚣要趁机抵制中国货,暗中破坏中国经济。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RSS)领袖库马尔(Indresh Kumar)8日公开呼吁各国民众抵制中国货,他叫嚣道,“中国不会在军事层面上被打败,因此必须通过抵制中国货的手段来打击中国经济。”

▲印媒报道原文截图▲印媒报道原文截图

库马尔还酸道,中国近期与缅甸、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家都达成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使印度被进一步“孤立”,“这是一种扩张的表现。”此外,这位愤怒的右翼组织领袖居然还从中国的象征——“龙”的身上下手,妄称中国会像龙一样喷出火焰吞噬猎物,他还警告印度当局,“如果轻视中国的经济扩张,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这并不是印度右翼组织第一次叫嚣抵制中国货了,早在去年中印边境局势吃紧的时候,这些右翼组织就在社交媒体上煽动抵制中国货,“我们会挨家挨户地去搜中国货,然后烧了它”,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公开烧毁中国商品的行为。

资料图资料图

资料显示,右翼在印度特指奉行“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的各类组织,其核心是以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为母体的一系列组织,包括宗教组织世界印度教徒大会(VHP)、政党组织、现在的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因为这些组织都以RSS为母体,所以也被统称为“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

但是,印度右翼团体妄图借贸易战趁机浑水摸鱼,打击中国经济,明显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曾强调,中印两国实现经贸合作“龙象共舞”,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和繁荣。他表示,中印双方共同认为,面对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保护主义抬头,双方将加强沟通和立场协调,继续对外发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信号,共同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国内首次大范围试种海水稻 袁隆平:达1亿亩可养8000万人]海水稻,是我国育种专家通过杂交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出来的新型耐盐碱性水稻。海南南繁基地将在今年首次全国大范围试种,数亿亩盐碱地有望成粮仓。袁隆平表示:海水稻如果扩大到一亿亩,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

辽宁省政协原常委、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赵战鼓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赵战鼓简历

赵战鼓,男,满族,1955年3月出生,辽宁盖州人,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专学历。

1972.12--1978.10  辽宁省盘锦新建农场下乡知青,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农场党委副书记,县水产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1978.10--1981.04  辽宁省沈阳市自行车工业公司教育科、组织科干事

1981.04--1984.06  辽宁省沈阳市自行车工业公司团委副书记(1980.04--1984.06 辽宁大学哲学专业在职大专学习)

1984.06--1984.12  辽宁省沈阳市自行车工业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1984.12--1988.11  辽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工作人员、主任干事

1988.11--1992.01  辽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

1992.01--1994.11  辽宁省委组织部老干部招待所所长(辽宁金秋宾馆经理)、辽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

1994.11--1995.12  辽宁省委组织部老干部招待所所长(辽宁金秋宾馆经理)(正处级)

1995.12--1996.04  辽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兼老干部招待所所长(辽宁金秋宾馆经理)

1996.04--1998.06  辽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1998.06--1998.09  辽宁省委组织部助理巡视员兼办公室主任

1998.09--2001.06  辽宁省委组织部助理巡视员

2001.06--2004.08  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委副书记

2004.08--2013.01  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厅级)

2013.01--2015.10  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厅级),十一届辽宁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2015.10--2018.01  十一届辽宁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法制日报4月8日消息,想更换手机号码运营商,得等11个月。“工作人员说我不久前办了移动宽带,要使用期满一年后才能申请转网。”移动手机号码客户、湖北武汉市民陈女士很无奈。

陈女士所说的“转网”,也称“携号转网”“号码携带”“移机不改号”,即用户可在保持手机号不变的前提下更换移动电信运营商,并享受相应资费政策。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

今年2月初,多位武汉市民反映,中国移动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突然将原本分散在各城区的携号转网营业厅由14家缩减成3家,想办此业务有的要跑近百公里。事后,湖北省通信管理局约谈了该公司。

2010年11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携号转网”试点。今年全国两会上,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樊邦奎“群众期盼的手机‘携号转网’何时能实现”的提问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介绍,试点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牵涉到运营商之间的结算,在现有网络下还有技术感受方面的问题,从试点进而推广至少要到2020年。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为防止用户流失,部分电信运营商采取捆绑业务套餐、延长排队时间等做法变相设置障碍。

“携号转网”难且风险大

陈女士决定放弃“携号转网”,原因是“等不起”。

今年3月初,前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的中国移动卓刀泉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业务时,陈女士被告知,其手机尚有两项合约业务未到期,暂时不能办理转出。

陈女士的两项合约业务是:去年下半年,她曾参加过一个充100元话费返100元电子券的活动;今年2月,她用手机号办理了中国移动的宽带网络。这意味着,陈女士合约期满,至少要到明年3月。

“不管是参加电子券活动还是办宽带,都没人告诉我这会影响‘携号转网’业务,早知道就不办了。”陈女士很郁闷。

连日来,记者走访武汉多家中国移动营业厅发现,像陈女士一样,因参加过电子券兑换、话费充值优惠、宽带办理等活动不能办理转网业务的用户不在少数。

除了因合约捆绑不能转,还有虽然满足条件但因转网风险太大而“不敢转”的情况。

2月26日,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中国移动水果湖中心营业厅,记者碰到李先生正在办理携号转出业务。“家里办了电信宽带套餐,可以免费用流量。如果不转网的话,一个月光流量费就得多出100多元。”李先生说。

询问李先生转网原因后,中国移动营业厅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携号转网”业务处于试验阶段,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如果转网失败可能会影响微信、QQ、银行、淘宝等第三方验证码及短信接收,转网后只能到营业厅或运营商官网进行话费充值;与此同时,按照办理程序要求,用户当月填写申请,次月需再次前往营业厅领取转出确认单,再将确认单带至其他运营商指定营业厅办理转入。

“手机号注册了很多APP,还有好多张银行卡,收不到第三方短信怎么办?”李先生问。

“试点阶段到底能不能转成功,我们也不好说。”营业厅工作人员的回复更让李先生心里没了底。

权衡再三,李先生最终决定放弃转网。

运营商被指人为设置障碍

中国移动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能够办理“携号转网”营业厅数量的缩水,引发公众不满。经湖北省通信管理局约谈该公司后,3月初,武汉办理携转业务的移动营业厅恢复至14家,网点覆盖主城区。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减少办理“携号转网”业务指定营业厅是由于该业务尚在试点阶段,业务复杂,风险系数较高;办理携转后,存在部分业务无法使用、部分平台短信接收不到等问题,前期办理携转业务客户率居高不下。

在湖北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处长梁长岛看来,“携号转网”工作的推进实则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

2010年11月,工信部在天津、海南试点启动“携号转网”服务;2014年9月,湖北、云南、江西3省成为第二批“携号转网”服务试点省份。

“‘携号转网’工作在试点之初确实存在一些技术问题,随着这几年工作的推进,技术方面不再是根本问题。”梁长岛直言,工信部明确指出了手机欠费、未实名等不可办理“携号转网”的情形,但运营商会为留住用户通过延长时间、捆绑套餐等方式阻碍转网。

根据2014年5月起实施的《移动电话用户号码携带试验管理办法》,申请办理号码携带应当满足实名登记,号码处于非挂失、停机状态以及事先与携出方解除在网约定期限限制等7项要求。

记者调查发现,除中国移动外,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两家通信运营商同样存在对“携号转网”严出宽进的情况。

根源或在于行业垄断

根据工信部规定,号码携带的业务办理和使用应当遵循方便用户、公开公平、诚信自愿原则;携出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拒绝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号码携带;从申请审核通过到号码携带完成的时限为48小时。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系教授蔡科云认为,技术障碍并不是“携号转网”难的根本原因,“关键是各运营商为维护自己核心利益和客户资源而人为设置障碍”。蔡科云指出,对“携号转网”人为设置障碍是将商业习惯上升为习惯法,微观看是不尊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从宏观上讲则不利于行业创新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携号转网’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体现,运营商通过减少服务点、捆绑套餐等变相设置人为障碍,是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损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盛仪指出,在办理宽带套餐或参加优惠活动时,电信运营商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享有的优惠及限制性权利;如果运营商未履行告知义务,双方签订的格式合同应属无效,运营商应当无条件为消费者办理携号转网。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何丹也认为,国家推行“携号转网”的本意是让利社会公众,但现实中运营商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吸引用户,如片面强调办理业务可享受到的优惠政策而忽视相应限制性条款,最终损害的是公众利益。

在湖北大学经济法学者邹爱华看来,工信部推进“携号转网”,是为了促进市场竞争、打破市场垄断。“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营商为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往往采取多种手段阻挠用户‘携号转网’。不仅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移动,联通和电信也一样。”邹爱华说。

邹爱华建议,要破除垄断不能仅靠“携号转网”,可以将无线网络建设和电信运营商分开,由国家统一建设基站、制定统一的通信协议标准,让各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提供“软服务”来吸引用户。(本文原题为《“携号转网”中间“磕绊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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