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洁

随着“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的海外投资规模上升迅速。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对外投资只有10亿美元,2015年超过1400亿美元,2016年超过1700亿美元,2017年在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对外投资仍然超过了1200亿美元。

商务部统计显示,除了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增长快速外,对外投资并购活跃,2015年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2016年1072亿美元,2017年962亿美元。

购买力“惊人”的中国让美国和欧洲感到恐惧,并且相继提出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加强审查。美国政府在3月23日更是提出,将出台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但是对于全球的商人和投资者来说,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来自全球包括中国的投资者都认为,中国的投资正在回归理性,而理性的投资将给接受投资的地区带来好处,因此破除误解和担忧势在必行。

欧美“围堵”中国海外投资

3月23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财政部将在两个月内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投资提出限制意见。美国媒体认为,这一限制主要针对中国国企和主权财富基金。此外,美国国会也正在讨论是否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CFIUS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改革也许会将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

去年,欧盟也提出对来自中国国企的,在高科技、基建等敏感领域的投资、并购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称,因为这些行为可能“扰乱市场”。

对于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是否真的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或者扰乱了市场,泰丰资本CEO Andrew Geczy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是因为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投资准入规定有差别,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关心的是“对等”投资。而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多年来不断发声,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

Andrew Geczy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发展非常快,投资规模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而某些特定的行业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都是比较在意的。

据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并购领域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8个行业大类;2016年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并购项目197起和109起,占我国境外并购总数的26.6%和14.7%;2017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20.8%、15.9%和8.6%。

“最近达成的投资并购协议,三分之二是中国民企完成的,三分之一是国有企业完成的,但是额度和规模上,这个比例正好倒过来。”Andrew Geczy表示,航空、通讯、基础设施等都是大部分国家包括欧洲比较关注的行业,此外还有一些企业被中国企业并购后带来了就业损失,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就业和国家利益,因此才提出了加强审查或者限制措施。

地中海俱乐部总裁Henri Giscard d’Estaing表示,欧洲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比较担忧,中国政府可能没有很好地解释自己的行为,因此导致欧洲甚至全球有一些不理性的恐惧,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对于投资威胁“国家安全”、知识产权等说法,Henri Giscard d’Estaing认为,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肯定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欧洲也有其他问题要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多次提到过,“需要外国投资来刺激就业发展”。

来自澳大利亚的FMG集团副董事长Mark Barnaba表示,所有的国家都对外国投资有相关的法规和审议机构,对于跨国投资,每个国家都会考虑社会因素,这一点可以让公众了解政府做出的决策,这是有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面对全球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政策收紧局面,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表示,全球化带来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如果现在走了10步,那么遇到问题,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向前再走10步。“问题是现在不是退回一步,进行讨论和调整,而是退回到原点,否定了整个全球化。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矛盾,比如投资贸易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平衡,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正确的选择是正视、检讨问题,绝不能从10步退到0步。

对于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Henri Giscard d’Estaing和Andrew Geczy都认为,这种政策变化不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但是,“这种调整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公众的认知,要遏制那些认为中国投资会破坏就业等错误的观点。中国需要解释清楚投资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好处。这样的投资是能够带来双赢的。”Henri Giscard d’Estaing认为,应该告诉公众中国的变化,中国很快将有4亿人口的中产阶层,对全球的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我相信我的公司会从中受益”。

屠光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有助于形成更好的共识,纠正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问题,继续推进全球化。

中国海外投资回归理性

对于去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的下降,屠光绍认为,这说明中国的投资主体更加理性。“前几年增长很快,但是有很多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比如战略不清晰,不知道投资和企业发展有什么关系,或者战略不明确,投资方式不是很有效,投资没有达到目的,投资前后的管理不健全,这样的案例很多。”

屠光绍认为,2017年的投资行为中,越来越多是与企业自身发展相关,投资的产业和领域,也不再是没有目的性的乱投资。“海外投资更理性更健康了,将来可持续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尽管2017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下降到1200亿美元,屠光绍认为这个体量还是很大,说明对外投资的需求还是很多。

Andrew Geczy认为,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对外投资不仅是规模的问题,也需要智慧来管理这样的资本。“中国回归审慎和理性的投资政策是比较明智的。”

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名誉顾问、前会长氏家纯一认为,过去中国海外投资增长非常快,可能有一些不理性的投资也很正常。“海外投资的增速这么快,会对资本外流带来一些压力,人民币的汇率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回归审慎和理性是非常健康的做法。”

氏家纯一介绍日本的对外投资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大量投资都流向美国、英国等地,不理性地投向房地产,最后又低价卖出;现在日本的对外投资慢慢地回归到核心的业务领域,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技术研发能力。

“很多人说未来1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会增加到中国GDP的2倍,我想中国会慢慢地增加海外投资,这种投资会改善全球的供应链。”氏家纯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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